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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朝，龙泉劳动人民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，吸取越窑、婺窑、瓯窑的制窑经验，开始烧制青瓷。1976年，龙泉查田下堡村出土“永初元年”（420）墓葬品中有青瓷“鸡首壶”、“鸡冠壶”、“莲瓣碗”等8件青瓷，皆灰胎青黄釉，此为龙泉青瓷的初期阶段作品。此时的龙泉窑业规模不大，操作简单，制作粗糙，产品主要在当地销售。
唐至五代时期，龙泉的金村，琉田（即大窑）、黄坛（时属龙泉，今属庆元）等地制窑业已初具规模，但质量仍较低下。
五代末至元宋。龙泉制窑业受瓯窑和婺州窑影响益加明显，窑业已有较大发展，分布于大窑、金村、大白岸、安福、溪口等地，仅大窑（琉田）村就发现北宋中后期窑址12处。金村窑址最下层为北宋早期产品，皆淡青色釉青瓷，胎壁薄而坚硬，质地细腻，釉呈现淡淡的灰白色，透明光亮。五代至北宋以烧制民间用瓷为主，产品除日用碗、盘、壶、钵等外，尚有作为冥器用的多管瓶。但也有部分上等瓷器被征为贡品，宋代庄季裕《鸡肋编》谓：“处州龙泉县……又出青瓷器，谓之秘色，钱氏所贡，盖出于此”。太平兴国七年（982）宋太宗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兼任龙泉窑务，足见龙泉瓷业已引起朝廷的关注。元衤右 时，处州知州关景晖号令大溪沿途各县民众治理河道，元衤右 七年（1092）七月至十二月，龙泉至青田的大溪，大规模疏浚整治险滩，水上交通的开发，使龙泉青瓷沿大溪由南区向东区扩展延伸，为龙泉青瓷业发展奠定了基矗
南宋，全国政治、经济中心南移，南宋统治者为解决财政困难，鼓励外贸，青瓷为外贸重点物品，加之北方一些名窑遭战争破坏或为金统治者所占，越窑、婺窑、瓯窑又相继衰落，人们日常生活所需大量瓷器仅靠龙泉等地供给，因之龙泉进入鼎盛阶段，沿龙泉溪两岸新的制瓷制坊大量涌现，瓷品质量有了突破性的提高，窑场达260多处，遍布县境南区和东区沿溪一带。窑场最多最密，产品质量最优为大窑、金村与查田溪口一带，仅大窑村周围已发现南宋窑场28处，大窑村后至今有土名“官厂”地，民间传当时有“京官”驻此监造宫廷用瓷。金村有窑址16处，溪口村有13处，县城东自梧桐口村沿大溪至武溪村40余公里，几乎有村落处皆有窑址。青瓷产品远销国内外，并为宫廷烧制专用瓷。
元代，国家统一，国内经济文化和贸易都有发展，龙泉青瓷的国内销售范围北达内蒙，西抵新疆、南至西沙群岛。其时政府又重视外贸，龙泉青瓷列为外贸重要商品，通过温州、宁波、泉州等市舶司，大量销往欧亚各国，青瓷生产规模继续扩大，产品品种增多，器型增大。从韩国新安沉船及非洲发掘证明，此时龙泉青瓷外销量比宋时大幅度增加，龙泉瓷窑发展到330多处，大窑村仍为龙泉窑系中工艺造诣最高之地，是龙泉窑的支柱和骨干。在东区上严儿等村的元代窑址，还发现仿“哥窑”产品。从元大都遗址发现元代龙泉青瓷和琉田（大窑村）、绿 、源口、安仁口等窑址的元代残器釉下刻划纹饰中，有元代官办或半官办窑场，烧制供奉朝廷器皿。但元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，规定“蒙古人与汉人争，殴汉人，汉人勿还报。”野蛮暴虐的统治，必然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，严重影响着青瓷的生产，大批劳动人民流离失所，妻离子散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在大窑的元代窑址里，曾发现一个青瓷洗，口沿上刻“万水千山望你归，待归后清河济苦也个”正是当时劳动人民血泪生活的历史见证。残暴的统治逼民造反，元至元十五年（1278），龙泉张三八继青田季文龙之后，聚众二万，在龙泉、庆元、云和一带造反，杀死庆元县达鲁花赤；至正十二至十七年（1352—1357）间红巾军屡克龙泉。战火兵燹，社会动乱，百姓无以安居乐业，影响青瓷生产，此时青瓷器产量虽多，但胎骨逐渐增厚且较粗糙，多数瓷窑在坯体成型以后未经很好修整，釉层减薄，器品釉色青中泛黄，造型也不及以前优美。
明代，前期龙泉瓷窑仍烧制部分宫廷用瓷，精品价高，由宫廷直接运走，“县官未尝见也。”洪武年间《格古要论》载：“龙泉窑在今浙江处州府龙泉县，盛产处器（青瓷）”，当时供奉皇宫贵人用的器皿仍由“饶（景德镇）、处（丽水龙泉）等府烧制”。永乐至宣德年间，郑和七下西洋，海外贸易促进青瓷生产。正统年间（1436—1449）以著名匠师顾仕成为代表的作品，形制端正，釉厚色青，不少大型瓷品仍为国内外艺术鉴赏家收藏。成化、弘治（1465—1505）以后，青花瓷兴起，加之中国航海事业衰落，海上贸易之路变为西方殖民者海盗侵略之路。明王朝实行海禁，为在政治上建立自己的宗主国地位，以朝贡和回赐方式进行政府间交易，青瓷外销量锐减。同时，明王朝仍对微利的瓷业课税不减，嘉靖《浙江通志》载：“……自后器之出于琉田者已简陋利微，而课税不减，民甚病焉。”致使大窑村、金村一带瓷窑纷纷关闭，大白岸村至安仁口村一带瓷窑改烧民间通用青瓷，造型、烧制都不及以前精致。孙坑村范氏窑多仿古器，但质料粗，釉带黄色或梅子绿。全县窑数减至160多处。
清初，窑场所剩无几。清中叶，仅八都、瀑云埠头村，及青溪孙坑村等地70余座窑，产品胎质粗糙、釉色青中泛黄，唯孙坑村范姓窑技艺家传，清光绪、宣统年间孙坑范祖绐、祖裘兄弟制仿古青瓷，坚持至民国初期。盛极几个朝代的龙泉青瓷之花至此败落凋零。但青瓷的气脉，在龙泉大地上始终未断，一些有识之士和民间艺人总在孜孜矻矻地倡举和密传技艺。
清末民初，日本、德国、美国先后有人来龙泉搜罗青瓷，继之国内大批古董商纷至而来，由此，一方面引发了龙泉挖掘古窑址和盗掘古墓之风；另一方面一批民间制窑艺人开始研制仿造青瓷。县城廖献忠（清秀才）首谋仿古，制品几可乱真，宝溪乡陈佐汉、张高礼、张高乐、李君义、龚庆芳、龚庆靖、龚庆平兄弟，八都吴兰亭、吴庆麟、蒋建寅、黄观光，木岱口徐子聪等亦仿制古青瓷。民国34年，陈佐汉曾将仿古弟窑产品“牡丹瓶”、“凤耳瓶”等70余件邮寄国民政府实业部请功，获蒋介石题赠“艺精陶仿”匾。民国33年10月14日，宝溪乡乡长陈佐汉以宝溪乡公所名义，向龙泉县政府呈报要求拨款建造德式窑炉烧制青瓷。县政府转报浙江省建设厅，省厅以“所需经费应由县设法筹备”作复。因经费无从解决，是项计划落空。陈佐汉还遍访龙泉浦城各地，将民间发掘收藏之古龙泉青瓷器绘图100余幅，集成《古龙泉窑宝物图录》存世。为庆祝斯大林70寿诞，1950年陈又将“云鹤盘”等3件仿古青瓷通过外交途径送往苏联，此时宝溪乡和青溪孙坑村一带民间窑石虽能仿制古龙泉青瓷，但人数不多，工艺落后，成品率低，釉色优劣不稳。
民国三十三年（1944）龙泉县长徐渊若著《哥窑与弟窑》称：“……大约在光绪二十年（公元1894）前后，德教士奔德购地垦种，发现古瓷，流传国外，始引起各方注意。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小梅吴井兰、城区廖献忠等，至大窑发动村民，采掘一种钢筋炉（鬲炉），终在叶坞底掘出，由吴井兰购去，村民方知地下埋有此贵重之古物。继在村内大堂后踊跃发掘，深入山地数十丈，掘出古物多种，并发现古庙址一所，……至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，上海古玩商日人天野静之，首来大窑收购，侧重于钢筋炉及小件瓷器。继之有日人松田元哲来购。至宣统二年（1910），福州南台大和药房主人日人行原始平至大窑，嗣后年必数次，首尾十余年，至则必住月余，随带有参考书籍，据称钢筋炉形式奇妙，质料细纯，适于装饰，脱手较易。行原曾在大窑与村民合作发掘，遇有未成熟之瓷坯，即加以复窑；破碎者加以修整。又倡导加彩之可贵，是以钢筋炉及加彩品，均一经品题，声价十倍。
民初奉令开垦墓园，发现古瓷，遂有多人到处寻掘古墓。其出品则有鬲炉、鼎炉、八卦鼓钉、凸花牡丹炉、及凤耳瓶、鲤鱼瓶、凸花瓶、龙虎瓶、五德壶（五管瓶）等，及后江苏松江胡协记，上海周黄生、江西沈翰屏、福州方振远、宁波周奎龄、葛文慰，永嘉王绍埭等客商，相继前来采购，知事杨毓奇亦亲往巡视；掘地发墓者益众。民十六（1927）年，美人洪罗道来收罗名瓷，履勘发掘地址，且将各类瓷器摄影留念；德国亦有领事至大窑拍摄采掘地点；法人某由松阳天主堂介绍前来，专集碎片，成箱运往法国；日人尚有九井等相继而来。大窑已渐成世界考究哥窑之圣地。
溪口、墩头方面之哥窑，过去无人注意，至民间二十八年十月间，有江西客商章九堤、王少泉等前来采购，始认真开掘，遂知有铁骨、铁沙底、铜边、铁足等区别，……溪口之旧窑址，上层均系普通之龙泉窑，三十年来，更发掘而下，始发现现时之薄胎铁骨。”
唐至五代时期，龙泉的金村，琉田（即大窑）、黄坛（时属龙泉，今属庆元）等地制窑业已初具规模，但质量仍较低下。
五代末至元宋。龙泉制窑业受瓯窑和婺州窑影响益加明显，窑业已有较大发展，分布于大窑、金村、大白岸、安福、溪口等地，仅大窑（琉田）村就发现北宋中后期窑址12处。金村窑址最下层为北宋早期产品，皆淡青色釉青瓷，胎壁薄而坚硬，质地细腻，釉呈现淡淡的灰白色，透明光亮。五代至北宋以烧制民间用瓷为主，产品除日用碗、盘、壶、钵等外，尚有作为冥器用的多管瓶。但也有部分上等瓷器被征为贡品，宋代庄季裕《鸡肋编》谓：“处州龙泉县……又出青瓷器，谓之秘色，钱氏所贡，盖出于此”。太平兴国七年（982）宋太宗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兼任龙泉窑务，足见龙泉瓷业已引起朝廷的关注。元衤右 时，处州知州关景晖号令大溪沿途各县民众治理河道，元衤右 七年（1092）七月至十二月，龙泉至青田的大溪，大规模疏浚整治险滩，水上交通的开发，使龙泉青瓷沿大溪由南区向东区扩展延伸，为龙泉青瓷业发展奠定了基矗
南宋，全国政治、经济中心南移，南宋统治者为解决财政困难，鼓励外贸，青瓷为外贸重点物品，加之北方一些名窑遭战争破坏或为金统治者所占，越窑、婺窑、瓯窑又相继衰落，人们日常生活所需大量瓷器仅靠龙泉等地供给，因之龙泉进入鼎盛阶段，沿龙泉溪两岸新的制瓷制坊大量涌现，瓷品质量有了突破性的提高，窑场达260多处，遍布县境南区和东区沿溪一带。窑场最多最密，产品质量最优为大窑、金村与查田溪口一带，仅大窑村周围已发现南宋窑场28处，大窑村后至今有土名“官厂”地，民间传当时有“京官”驻此监造宫廷用瓷。金村有窑址16处，溪口村有13处，县城东自梧桐口村沿大溪至武溪村40余公里，几乎有村落处皆有窑址。青瓷产品远销国内外，并为宫廷烧制专用瓷。
元代，国家统一，国内经济文化和贸易都有发展，龙泉青瓷的国内销售范围北达内蒙，西抵新疆、南至西沙群岛。其时政府又重视外贸，龙泉青瓷列为外贸重要商品，通过温州、宁波、泉州等市舶司，大量销往欧亚各国，青瓷生产规模继续扩大，产品品种增多，器型增大。从韩国新安沉船及非洲发掘证明，此时龙泉青瓷外销量比宋时大幅度增加，龙泉瓷窑发展到330多处，大窑村仍为龙泉窑系中工艺造诣最高之地，是龙泉窑的支柱和骨干。在东区上严儿等村的元代窑址，还发现仿“哥窑”产品。从元大都遗址发现元代龙泉青瓷和琉田（大窑村）、绿 、源口、安仁口等窑址的元代残器釉下刻划纹饰中，有元代官办或半官办窑场，烧制供奉朝廷器皿。但元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，规定“蒙古人与汉人争，殴汉人，汉人勿还报。”野蛮暴虐的统治，必然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，严重影响着青瓷的生产，大批劳动人民流离失所，妻离子散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在大窑的元代窑址里，曾发现一个青瓷洗，口沿上刻“万水千山望你归，待归后清河济苦也个”正是当时劳动人民血泪生活的历史见证。残暴的统治逼民造反，元至元十五年（1278），龙泉张三八继青田季文龙之后，聚众二万，在龙泉、庆元、云和一带造反，杀死庆元县达鲁花赤；至正十二至十七年（1352—1357）间红巾军屡克龙泉。战火兵燹，社会动乱，百姓无以安居乐业，影响青瓷生产，此时青瓷器产量虽多，但胎骨逐渐增厚且较粗糙，多数瓷窑在坯体成型以后未经很好修整，釉层减薄，器品釉色青中泛黄，造型也不及以前优美。
明代，前期龙泉瓷窑仍烧制部分宫廷用瓷，精品价高，由宫廷直接运走，“县官未尝见也。”洪武年间《格古要论》载：“龙泉窑在今浙江处州府龙泉县，盛产处器（青瓷）”，当时供奉皇宫贵人用的器皿仍由“饶（景德镇）、处（丽水龙泉）等府烧制”。永乐至宣德年间，郑和七下西洋，海外贸易促进青瓷生产。正统年间（1436—1449）以著名匠师顾仕成为代表的作品，形制端正，釉厚色青，不少大型瓷品仍为国内外艺术鉴赏家收藏。成化、弘治（1465—1505）以后，青花瓷兴起，加之中国航海事业衰落，海上贸易之路变为西方殖民者海盗侵略之路。明王朝实行海禁，为在政治上建立自己的宗主国地位，以朝贡和回赐方式进行政府间交易，青瓷外销量锐减。同时，明王朝仍对微利的瓷业课税不减，嘉靖《浙江通志》载：“……自后器之出于琉田者已简陋利微，而课税不减，民甚病焉。”致使大窑村、金村一带瓷窑纷纷关闭，大白岸村至安仁口村一带瓷窑改烧民间通用青瓷，造型、烧制都不及以前精致。孙坑村范氏窑多仿古器，但质料粗，釉带黄色或梅子绿。全县窑数减至160多处。
清初，窑场所剩无几。清中叶，仅八都、瀑云埠头村，及青溪孙坑村等地70余座窑，产品胎质粗糙、釉色青中泛黄，唯孙坑村范姓窑技艺家传，清光绪、宣统年间孙坑范祖绐、祖裘兄弟制仿古青瓷，坚持至民国初期。盛极几个朝代的龙泉青瓷之花至此败落凋零。但青瓷的气脉，在龙泉大地上始终未断，一些有识之士和民间艺人总在孜孜矻矻地倡举和密传技艺。
清末民初，日本、德国、美国先后有人来龙泉搜罗青瓷，继之国内大批古董商纷至而来，由此，一方面引发了龙泉挖掘古窑址和盗掘古墓之风；另一方面一批民间制窑艺人开始研制仿造青瓷。县城廖献忠（清秀才）首谋仿古，制品几可乱真，宝溪乡陈佐汉、张高礼、张高乐、李君义、龚庆芳、龚庆靖、龚庆平兄弟，八都吴兰亭、吴庆麟、蒋建寅、黄观光，木岱口徐子聪等亦仿制古青瓷。民国34年，陈佐汉曾将仿古弟窑产品“牡丹瓶”、“凤耳瓶”等70余件邮寄国民政府实业部请功，获蒋介石题赠“艺精陶仿”匾。民国33年10月14日，宝溪乡乡长陈佐汉以宝溪乡公所名义，向龙泉县政府呈报要求拨款建造德式窑炉烧制青瓷。县政府转报浙江省建设厅，省厅以“所需经费应由县设法筹备”作复。因经费无从解决，是项计划落空。陈佐汉还遍访龙泉浦城各地，将民间发掘收藏之古龙泉青瓷器绘图100余幅，集成《古龙泉窑宝物图录》存世。为庆祝斯大林70寿诞，1950年陈又将“云鹤盘”等3件仿古青瓷通过外交途径送往苏联，此时宝溪乡和青溪孙坑村一带民间窑石虽能仿制古龙泉青瓷，但人数不多，工艺落后，成品率低，釉色优劣不稳。
民国三十三年（1944）龙泉县长徐渊若著《哥窑与弟窑》称：“……大约在光绪二十年（公元1894）前后，德教士奔德购地垦种，发现古瓷，流传国外，始引起各方注意。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小梅吴井兰、城区廖献忠等，至大窑发动村民，采掘一种钢筋炉（鬲炉），终在叶坞底掘出，由吴井兰购去，村民方知地下埋有此贵重之古物。继在村内大堂后踊跃发掘，深入山地数十丈，掘出古物多种，并发现古庙址一所，……至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，上海古玩商日人天野静之，首来大窑收购，侧重于钢筋炉及小件瓷器。继之有日人松田元哲来购。至宣统二年（1910），福州南台大和药房主人日人行原始平至大窑，嗣后年必数次，首尾十余年，至则必住月余，随带有参考书籍，据称钢筋炉形式奇妙，质料细纯，适于装饰，脱手较易。行原曾在大窑与村民合作发掘，遇有未成熟之瓷坯，即加以复窑；破碎者加以修整。又倡导加彩之可贵，是以钢筋炉及加彩品，均一经品题，声价十倍。
民初奉令开垦墓园，发现古瓷，遂有多人到处寻掘古墓。其出品则有鬲炉、鼎炉、八卦鼓钉、凸花牡丹炉、及凤耳瓶、鲤鱼瓶、凸花瓶、龙虎瓶、五德壶（五管瓶）等，及后江苏松江胡协记，上海周黄生、江西沈翰屏、福州方振远、宁波周奎龄、葛文慰，永嘉王绍埭等客商，相继前来采购，知事杨毓奇亦亲往巡视；掘地发墓者益众。民十六（1927）年，美人洪罗道来收罗名瓷，履勘发掘地址，且将各类瓷器摄影留念；德国亦有领事至大窑拍摄采掘地点；法人某由松阳天主堂介绍前来，专集碎片，成箱运往法国；日人尚有九井等相继而来。大窑已渐成世界考究哥窑之圣地。
溪口、墩头方面之哥窑，过去无人注意，至民间二十八年十月间，有江西客商章九堤、王少泉等前来采购，始认真开掘，遂知有铁骨、铁沙底、铜边、铁足等区别，……溪口之旧窑址，上层均系普通之龙泉窑，三十年来，更发掘而下，始发现现时之薄胎铁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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